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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以每股大约0.5美元的价钱投资Google一千二百五十万美元,这笔投资的回报今天近千倍;-其次,信息产品的生态链各环节之间的耦合性非常强。一个个人计算机用户一旦使用Windows,在上面安装了各种软件。即使一个竞争对手推出了十倍好用的操作系统,他也很难转而采用新的操作系统。同理,一个大公司或者政府部门,一旦选择了微软的操作系统,就很难放弃。当一个操作系统开始在市场上领先竞争对手,在整个生态链中它的下家就越来越多,在其操作系统上可用的软件就越来越多,使得其他孤军奋战的竞争者很难赢。这样主导的科技公司就很快占领了全球市场。在传统工业的生态链中,这种耦合关系非常弱。一个汽车公司这一次选择了米其林(Michelin)的轮胎,下次完全可以选择火石(Firestone)的。而对于客户也是一样,某运输公司这次买了一批福特的汽车,下次如果通用的好,它可以马上换成通用的。转型做起来要比扩展难的多。在工业史上,转型失败的例子比成功的多很多。首先,转型的大方向就不容易找。其次,即使转型时找准了方向,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失败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在失败的例子中,最经典的例子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向电子和航空领域失败的转型。马来西亚云顶娱乐如果在IBM做一个民意调查,谁是对IBM贡献最大的人,那么除了华生父子外,一定是路易斯·郭士纳(LouisGerstner)。1993年,从未在IBM工作过的郭士纳受命危难,出任IBM的首席执行官。他成功地完成了IBM从一个计算机硬件制造公司到一个以服务和软件为核心的服务性公司的转变,复兴了这个百年老店,并开创了IBM的十年持续发展。郭士纳原来是一家食品公司的总裁,再以前任职于美国信用卡公司运通公司,根本不懂计算机。在英语中,计算机的芯片和土豆片是一个词—chip,因此,大家就开他的玩笑说,他也是做(芯)片的,但是是土豆芯片(Healsomadechips,butpotatochips)这句话原先是嘲笑他的话,以后成为他传奇的象征。没有高科技公司工作经验的郭士纳在世界上最大的高科技公司创造了一个神话。

马来西亚云顶娱乐和惠普、太阳、雅虎、谷歌等公司一样,思科是一个标准的斯坦福公司。斯坦福各个系都有自己联网的计算中心,网络之间通过一种叫路由器的设备连接。八十年代初,斯坦福两个不同系的计算中心主管里奥纳多-波萨克(LeonardBosack)和桑迪-勒纳(SandyLerner)好上了。上面是事实,下面则是广泛流传的谣言。两个人要在计算机上互相写情书,由于各自管理的网络不同,设备又是乱七八糟,什么厂家的、什么协议的都有,互不兼容,情书传递起来很不方便,于是两人干脆发明了一种能支持各种网络服务器、各种网络协议的路由器。于是思科赖以生存的“多协议路由器”便诞生了。靠着付费服务的收入,RealNetworks挺过了从2000年到2002年的互联网最艰难的时期,得以生存下来。但是RealNetworks的营业额始终没有回到2000年的水平。华尔街对它已经很不看好。它的股价从2000年初的90多美元降到2001年3美元的最低点,虽然现在恢复到6美元,也不过是当年的零头而已。今天,RealPlayer退出了一流公司的行列,但是,在互联网历史上,RealNetworks的贡献不可磨灭。它使得音乐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当然这里面Napster的贡献也很大)。在网络泡沫破碎前(2000年),音乐占整个互联网流量的第二位。RealNetworks源于微软又被微软打败。虽然它的境遇和网景公司有些相似,但是,两家公司失败的原因不尽相同。网景公司是被动地死守浏览器市场,但是在微软捆绑的打击下节节败退,最后无险可守,从此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RealNetworks也许因为是微软自己人办的公司,谙熟微软的竞争之道,所以一开始就不断在找退路,它在做播放器的同时,提供了多项基于互联网的广播和电视服务。RealNetworks通过向互联网用户收费订阅费(SubscriptionFee)挣钱,同时在广播和电视中插播一些广告。除此之外,它还有音乐付费收听和视频付费收看等等。比如在网上听歌每月十三美元,网上玩游戏每月十美元。由于RealNetworks比较早进入服务市场,同时服务市场又一直是微软的弱项,它在失去了播放器软件市场后,终于守住了网络音频和视频服务的市场。服务性收入在RealNetworks的营业额中份额,最初是空白,但是逐年增加,去年2007年达到了83%。(见下图)

1976年,乔布斯二十岁时,和斯蒂芬·沃兹尼克(SteveWozniak)以及韦恩(Wayne)三人在车库里办起了苹果公司,研制个人微机。后来韦恩退出,只剩下乔布斯和沃兹两人。当时一台计算机少说要上万美元,即使价钱降几倍也不可能进入老百姓家。在每一次技术革命中,新技术必须比老的有数量级的进步才能站住脚。乔布斯很清楚这一点,他必须让计算机价钱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才会有人要。为了降低成本,Apple-I除了有一个带键盘的主机之外,什么外设都没有。但是,它有一个可以接家用电视的视频口,和一个接盒式录音机的接口,保证数据和程序可以存在一般的录音带上。而电视机和录音机在美国几乎家家都有。同年,两人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的个人电脑Apple-I。老百姓花上几百美元就可以买到。十年后,中国的电子工业部主持清华大学等几家单位攻关,研制出了被称为中华学习机的Apple的兼容机,当时售价也只有400人民币,而当时一台IBMPC要两万人民币,所以中华学习机不到两年就卖掉了十万台,超过其它微机同期在中国销售的总和。很遗憾,中国的这家公司,也是我工作的公司,非常不会经营,作风上很像个政府机关而不是商业公司,从来就没有发展起来。当然这是题外话了。亚洲制造的影响不仅仅在于限制利润率,而且还在于亚洲公司参与制定商业模式和游戏规则。如果没有佳能和爱普生等亚洲的竞争者,惠普或许还有可能采用吉列的商业模式一劳永逸地挣钱。现在,它不仅要和日本公司面对面的竞争,去挣打印机本身那点蝇头小利,而且一劳永逸挣墨盒钱的财路也被断了。为了抵消亚洲制造的冲击,欧美公司十分鼓励和支持代加工即OEM似的亚洲制造,这样可以降低它们的成本,但是会千方百计阻挠亚洲公司打自己的品牌,因为这样会对它们产生威胁。可以这样讲,美国公司很喜欢OEM大王郭台铭,不太喜欢松下幸之助和华为的任正非。正是由于硅谷在科技领域的成功,也造就了无数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一些年轻人在短短几年间就做出了他们前辈一辈子没有完成的发明创造—从集成电路、个人微机、以太网、Unix操作系统、磁盘阵列、鼠标、图形工作站到网络浏览器(WebBrowser)、关系型数据库、视窗软件、Java程序语言、全电动力跑车等等。作为回报,他们聚集的财富超过欧美一些名门望族几代人的积累。在去年美国富豪榜上,前五位(共有六人,其中第五名是并列的)有一半来自于硅谷。很多人津津乐道好莱坞比佛利山庄的豪宅,其实无论在规模和价值上,它们与硅谷旁边的Atherton的豪宅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马来西亚云顶娱乐但是,凡事有一利就可能有一弊。美国政府的NSF和DARPA等科研经费一般资助的都是工业界不愿意支持的基础研究项目,比如基础科学、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的许多项目。这些研究课题在短期内不可能产生任何商业价值,有些可能永远没有商业价值,由政府出钱来资助这些项目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一旦某个项目有了商业价值,并且可以由公司资助时,政府会渐渐减少并且最终停止对这些课题的资助,因为政府(纳税人的代表)认为没有必要和工业界做重复的事,更没有必要和工业界竞争。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美国政府几乎没有对搜索技术研究的资助,因为它是一个已经开始盈利的技术。几周前我接待了一个中国政府代表团参观Google,在最后的提问时间,一位官员问美国是否对Google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在政策上和资金上给予扶植和照顾,在场的Google副总裁回答,她觉得Google作为一个非常盈利的公司,既不应该也没有必要从政府得到特殊的关照。需要政府帮助的是那些小而且不容易盈利的公司,比如太阳能公司。

英特尔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在于,它证明了处理器公司可以独立于计算机整机公司而存在。在英特尔以前,所有计算机公司都必须自己设计处理器,这使得计算机成本很高,而且无法普及。英特尔不断地为全世界的各种用户提供廉价的、越来越好的处理器,直接地使个人微机得以普及。它大投入、大批量的做法成为当今半导体工业的典范。它无疑是过去二十年信息革命大潮中最成功的公司之一,但是今后除非它能找到新的成长点,否则它会随着PC时代的过去而进入自己平和的中老年期。一方面斯坦福大学带动了地区性经济,另一方面它又是硅谷崛起最大的受益者。硅谷的公司为斯坦福提供了巨额的研究经费和捐赠。在历史上,惠普公司、思科公司、太阳公司和Google公司都是斯坦福的赞助者。仅惠普的创始人休伊特2001年就向斯坦福捐赠了四亿美元的巨资,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给予教育机构最大的一笔捐赠。2005年,斯坦福收到的捐赠首次超过了它的老对头哈佛大学,完全是托Google创始人和员工的福。斯坦福收益于硅谷的地方远不止在财政方面。由于硅谷的发展,斯坦福大学学生的就业率成为美国最高的,很多优秀学生正是冲着找工作方便这一条原因才选择斯坦福大学的。守着硅谷自然有得天独厚的创业和与工业界合作的机会,这又成为一些优秀教授选择斯坦福的原因。正是靠着硅谷的兴起,斯坦福大学才从二战后一个地区性大学一跃成为美国一流大学,继而又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在研究方面,郭士纳将研发经费从营业额的9%降到6%。以前的IBM实验室很像贝尔实验室,有不少理论研究,郭士纳砍掉了一些偏重于理论而没有效益的研究,并且将研究和开发结合起来。一旦一个研究项目可以实用了,他就将整个研究组从实验室挪到产品部门。到后期,他甚至要求IBM的所有的研究员必须从产品项目中挣一定的工资。这种做法无疑很快地将研究转化成产品。但是这样做无疑会影响IBM长线研究和基础研究,为了弥补这方面的损失,IBM加强了和大学的合作,在几十所大学开展了科研合作或者是设立了奖学金。整个信息技术(InformationTechnologies,简称IT)产业包括很多领域、很多环节,这些环节之间都是互相关联的。和世界上任何事物同样,IT产业也是不断变化和发展并且有着它自身发展规律的。这些规律,被IT领域的人总结成一些定理,称为IT定理(ITLaws)。我们结合一些具体的例子,分几次介绍这些定理。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介绍摩尔定理、安迪-比尔定理和反摩尔定理。这三个定理和在一起,描述了IT产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计算机行业的发展的规律。

浪潮之巅第一章“帝国的余辉”登出来后,有一些朗讯的朋友和我争辩认为他们公司还在发展,并不只有余辉。我讲,你们是在发展,而且从语音通信量上看,不到十年增加了一倍多也不算慢,但是语音通信在整个世界通信量中的比重从占统治地位降到一个附庸地位。全世界能花在通信设备上的钱数几乎是一个常数(以每年几个百分点增长),而越来越多的钱花在了数据通信设备例如思科的设备,而不是传统的程控交换机上,(更何况思科也在抢交换机的市场)。虽然朗讯也可以做类似思科用于互联网的产品,但是,它们在技术上已经没有了优势,在资金上严重短缺。思科扣除债务拥有一百六十亿美元的现金,而其他电信设备制造商如阿尔卡特/朗讯、北电等等,扣除债务后是零现金或者是负数。因此,思科自从诞生,就处在了一个想不挣钱都难的行业,而朗讯则进入一个神仙也没办法的时代。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即IBM公司和蓝色有不解之缘。因为它的徽标是蓝色的,人们常常把这个计算机界的领导者称为蓝色巨人。一九九七年,IBM的超级计算机深蓝(DeepBlue)和有史以来最神奇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展开了六盘人机大战。半年前,IBM的计算机侥幸地赢了卡斯帕罗夫一盘,但是被卡斯帕罗夫连扳了三盘。仅仅半年后,IBM的深蓝计算机各方面性能都提高了一个数量级,"棋艺"也大大提高,而卡斯帕罗夫的棋艺不可能在半年里有明显提高。人机大战六盘,深蓝最终以3.5比2.5胜出,这是人类历史上计算机第一次在国际象棋六番棋中战胜人类的世界冠军。几百万棋迷通过互联网观看了比赛的实况,十几亿人收看了它的电视新闻。IBM在全世界掀起了一阵蓝色旋风。事实上,反摩尔定理积极的一面更为重要,它促成科技领域质的进步,并为新兴公司提供生存和发展的可能。和所有事物的发展一样,IT领域的技术进步也有量变和质变两种。比如说,同一种处理器在系统结构(Architecture)没有太大变化,而只是主频提高了,这种进步就是量变的进步。当处理器由十六位上升到三十二位,再到六十四位时,就有了小的质变。如果哪一天能用到纳米技术或者生物技术,那么就做到了质的飞跃,半导体的集成度会有上百倍的提高。为了赶上摩尔定理预测的发展速度,光靠量变是不够的。每一种技术,过不了多少年,量变的潜力就会被挖掘光,这时就必须要有革命性的创造发明诞生。在太阳公司,至少有两个人从中吸取了教训,就是后来成为GoogleCEO的施密特和太阳现在的CEO强纳森-施瓦茨(JonathonSchwartz)。施密特当时是太阳公司主管软件的副总裁,他从太阳失败的教训中总结出了反摩尔定理,我们已经介绍过。施密特认识到依靠硬件的利润是不断下降的,而IT服务业的利润则是恒定的(并随着通货膨胀而略有增加)。如果说施密特是理论家,施瓦茨则是实践家,后者着手太阳公司从硬件制造商到IT服务的转型。遗憾的是,当时马可尼里领导的太阳公司没有看到、也很难看到这一点。

太阳和微软之争已经成为了历史。其中的经验教训却值得科技公司总结。太阳公司首先输在人上(或者说人才体制上)。马可尼里有心打造一个跨平台的系统控制企业级的网络,但是太阳公司从上到下的执行力不足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马可尼里绝不是庸才,但也不是天才。在马可尼里领导下的太阳公司效率之低在硅谷公司中是有了名的。太阳公司不缺乏英才,但是它平庸而大锅饭式的管理实际上是在进行劣胜优汰。太阳公司很多人离开后都比在太阳干得出色得多,其中包括Google的CEO施密特和Juniper的共同创始人BjornLiencres以及Google早期很多资深的工程师。在太阳公司担任过副总裁的Google前副第一总裁罗森-韦恩讲,在人才竞争中最厉害的一招是从对手那里挖到好的人,而同时必须让它把那些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全留下来。不幸的是太阳公司自己替对手做到了这一点。太阳公司的很多人居然以加入微软为荣,这足以说明了太阳公司在管理上的问题。当大量杰出人才离开、同时公司业绩大幅下滑时,马可尼里没有果断地大量裁员。他总给自己一个借口,我们好不容易招到这么多人(在网络泡沫时代,找工程师是很难的),如果现在裁掉冗员,万一市场好起来,我从哪里去招人。事实上,马可尼里担心的“万一”永远没有出现。虽然后来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太阳公司的业务有所好转,但是至今没有回到它2001财政年度(2000年7月到2001年6月)的水平(183亿美元的营业额)。而且,世界对信息科技行业的需求发生了变化,马可尼里储备的那些人才(很多是硬件和系统的人才)的知识结构已经过时了。这样,在多方面扶植下,尤其是IT业界人为的帮助下,扶植出一个能稍微制约主导公司的老二(或者还有老三),它甚至可能占到20-30%的市场。再剩下的一点市场就给众多小公司去瓜分了。马来西亚云顶娱乐甚至有些风投基金只投已经有了十二到二十四个月内上市计划的公司。当然,到了这一步,常常是融资的公司挑选风投了,能在这一步拿到合同的风投要么是在IT界关系很广的公司,要么是很有名的公司,以至于新兴公司上市时要借助它们的名头。通常,当股民们看到某家将要上市的公司是KPCB或者红杉风投投资的,他们会积极认购该公司上市发行(IPO)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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